为了新中国科学的复兴

方毅同志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作为我国科学技术战线杰出的领导人，作为广大科技人员的知心朋友，方毅同志的巨大功绩、卓越才能及长者风范，历历如昨，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1977年1月，方毅同志受命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任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郭沫若为院长、组长）。那是刚刚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任务十分艰巨的时刻。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权依然为帮派势力所把持，中国科学的最高机构处于混乱状态。科学院群众对方毅同志的到来既表示欢迎，又持观望态度。方毅态度鲜明地表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赫然亮出清除“四人帮”余毒、拨乱反正的旗帜。

那时，胡耀邦同志因为主持起草“科学技术工作汇报提纲”受到“四人帮”诬陷，尚未安排工作，科学院的某些领导仍要求群众“同胡、李（胡耀邦、李昌）划清界限”。方毅同志却直接到家中去看望尚未恢复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听取他对科学院工作的意见。耀邦同志对方毅同志来科学院主持工作十分高兴。事后，他兴奋地告诉科学院的一些朋友，“方毅同志来看了我，态度十分鲜明、坚定。”

方毅同志心系广大科技人员，一到任就亲切地询问他们的处境和疾苦。当听到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还在扫地劳动的时候，他气愤地说“这真是斯文扫地！”他了解到长春光机所帮派势力把大批科技人员打成“特务”、“反革命”的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吉林省委领导，明确表示要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从1月26日开始，方毅同志主持召开核心组扩大会议，接着在全院召开了揭批“四人帮”及其爪牙篡党夺权罪行大会，迅速地夺回了科学院的领导权。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国科学院的职工出于对“四人帮”的义愤、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邓小平同志的拥护，纷纷走上长安街。他们“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的诗牌曾在群众中广为传播。为此，科学院群众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多人受到各种处分。1977年初，中央尚未对“四五”运动正式平反，极“左”势力甚嚣尘上。方毅同志明确对科学院同志讲，参加“四五”运动的同志“觉悟高”，“是英雄行为”。方毅同志还亲自主持了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召开的庆祝“四五”胜利、表彰“四五”英雄大会。这在全国是首次公开为“四五”平反、伸张正义的大会，对廓清迷雾、弘扬正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春天虽到，乍暖还寒。为了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77年8月，刚刚出来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同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的方毅同志商量，决定召开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听取对科学与教育工作的意见。方毅亲自选定邀请出席人员名单，并且连续一周主持了座谈会，每天把会议情况向邓小平同志报告。就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小平同志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我国知识分子和“文革”前的科学、教育工作。讲话与“四人帮”针锋相对，坚决地否定了“两个估计”。会议还提出在科学、教育工作中要进行一系列的拨乱反正措施，向全国知识界吹起了一股春风。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中旬，方毅同志亲自主持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三科”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对《光明日报》的文章进行讨论，一致赞同和拥护文章的精神，明确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7月，在方毅同志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召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与会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200多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力地批驳了“四人帮”的谬论和“两个凡是”的错误。科技界对“真理问题”讨论的呼应、支持是最早的，也是最坚定的。与此同时，方毅同志主持科学院工作会议，恢复了学术委员会，恢复了科学技术人员的职称制度，重申要保证科技人员有六分之五时间搞研究，恢复了学术活动和学术刊物，并纠正了过去不切实际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协助邓小平直接领导的科技界，在全国大规模拨乱反正中起到了积极带头作用。

1978年是一个百废俱兴的年代，尤其是新中国科学亟待复兴的年代。

全国科技工作者永远不会忘记1978年3月18日。这一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开幕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受到与会代表与全国知识界的热烈拥护。郭沫若同志以诗人的语言歌颂它是“科学的春天”。会上，已兼任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同志作工作报告。新中国科学的复兴宣告开始了。

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中，科技系统出现某些不当做法，方毅同志十分警觉，指示国家科委立即起草政策界限，纠正错误，以防止干扰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和对于学术研究百家争鸣方针的落实。后经国务院、党中央批准，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以下六条政策界限：

1、应当鼓励科技人员努力学习掌握世界现代科学技术新成就，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要把当代人类创造的新成果当作异端邪说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

2、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正不断出现许多新的边缘学科。应当认真了解和学习，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拒绝了解，害怕接触，或者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都不是正确的态度。

3、在讨论科学技术方面重大决策和论证技术经济可行性时，应当鼓励科技人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展开讨论，不能把与领导意见不同说成是“同党不保持一致”。

4、在科技政策和管理方面，进行国内国外的比较研究，对于中国探索改革的路子是有启发和帮助的。不能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就拒绝研究和借鉴。

5、对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学术思想，要提倡自由争论，科研工作中要允许有一部分自由选题，管理工作中要进行人才流动和自由组合试验，不要把这些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6、应当在“双百”方针指导下，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开展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中不要提反对精神污染。

六条政策界限，对在全国范围内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展科学、教育事业，产生了重大、积极的影响。

调整和制定科技政策，对外开放和合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方毅同志痛感长期的封闭状态造成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潜心思考科技开放的方针大计，坚决和积极地主张扩大对外开放。1978年底，他亲自率科学代表团赴德、法等国考察访问，商谈科技合作。1979年1月，他又以副团长的身份陪同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签订了五个科技合作协议。

访问归来，邓小平同志召集方毅同志商谈科技、教育对外开放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应当大量派遣出国留学生，到发达国家学习、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那时正在国外学习的公费留学生总数不足千人。小平同志问：“每年派1万人怎么样？”方毅同志完全赞成。针对一些人提出的问题，他安排有关人员进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决定，让出国学生按照所在学校规定的课程学习。此后，他还解决了在留学人员奖学金和助学金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作为主管科技事业的领导人，方毅同志对科技事业，知至深，爱至切。从宏观的科技政策到微观的实际操作都给予指导帮助。方毅同志极为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主持科学院工作不久就过问和支持我国高级物理的发展战略。他同科学家多次座谈，会见了几乎所有来访的国际高级物理专家，就要不要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困难的情况下，方毅同志以科学的信念以及同科学家一样热爱科学的执著精神，做说服、疏通工作，终于在邓小平同志的坚决支持下，促成了这一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能加速器工程。

1980年1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获得一头活体雄性白鳍豚，由此开创了世界首次人工饲养白鳍豚的历史。为了白鳍豚的科学研究，方毅同志曾批示拨款80万元。6年之后，他到武汉视察，看到白鳍豚健康生长，但条件十分简陋，便问，“我当院长时曾批过80万元，怎么现在条件还这样差？”刘任俊研究员回答：我们一直没有拿到这笔钱。方毅同志问：建一个白鳍豚饲养馆要多少钱？回答说大约200万元。方毅同志嘱咐：“明天早上把申请报告写好交给我。”他一回到北京，就找当时的财政部长王丙乾同志，特批专款200万元，科学院又为此配套380万元。一座世界上最先进的白鳍豚饲养馆在方毅同志的悉心关怀下建成了。方毅同志还亲自题写了馆名。

方毅同志对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普遍都十分重视，给以关注。关于农业品种改良，他特别重视。山东棉花改良取得成就，杂交水稻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他都提出应给予重奖。关于生态平衡问题，他对中国的倡导者侯学煜教授十分尊重，并亲自把侯教授的建议转给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

人才是国家昌明、科技发展之本。方毅同志十分尊重和爱惜人才。在教育战线，他热情支持景山学校评定特级教师的举措，肯定和支持第一个模范班主任的报道并推广其经验。1979年，当中国的人才研究刚刚萌发，在一些部门受到冷遇和压制的时候，方毅同志热心支持，在国家科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人才研究会，创办了《人才》杂志。那一个时期，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系更新的政策和举措，无一不凝结着方毅同志的心血。

方毅同志是科技人员的挚友。无论是老一辈的科学泰斗还是后来居上的科技新人，如童第周、黄昆、汪德昭，陈景润、陈宗基、吴仲华，谈镐生、杨乐、曾呈奎、蔡希陶、张广厚、张文裕、彭加木等，都得到过他的悉心关怀和具体帮助。著名生物专家杨钟健同志生病，住院遇到困难，方毅同志亲自打电话安排，住进北京医院。著名围棋国手陈祖德患重病，也是方毅同志亲自安排住进北京医院治疗。青年发明家刘忠笃在当地受到不公正待遇，方毅同志亲自关心刘忠笃的案件，帮助刘调入北京。次年，刘的发明项目在日内瓦获发明金奖。

他非常敬重海外华裔中杰出的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人每次访华，方毅同志都要同他们亲切交谈，认真听取他们对中国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建议和批评。

科学的希望在少年。方毅同志对新生一代极为关心，呵护备至。大家知道，他以满腔热情大力倡办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为早出人才、多出人才作有益的尝试。他亲自探望少年班，与他们亲切交谈，鼓励他们早日成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

1980年6月7日，彭加木同志在新疆罗布泊失踪，方毅同志为之震惊。他一方面向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紧急报告，同时亲自部署指挥寻找和营救彭加木的行动。寻找行动一共进行四次，历时67天（不包括实际寻找之外的路途和往返时间），投入240人次，汽车66辆，飞机20架次，飞行100多个小时，搜寻范围共达4000平方公里。最后，根据各方情况判断，彭加木同志是疲劳中找水迷失方向，倒下后被流沙埋没，为科研事业英勇献身的。在寻找彭加木的那些日日夜夜，方毅同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对这位科学家表达了深厚的感情。

方毅同志曾经很动情地对科委的同志们说，我们科委如果不关心、不爱护科学研究人员，对他们的辛酸苦辣、委屈冤枉漠然置之，不去替他们说话，我们科委就应该取消！方毅同志关心、爱护科学家的情怀永远值得人们景仰。

博闻强记，好学不辍；躬身实践，锲而不舍。方毅同志的科学精神和崇高风范，在科技战线广大工作人员和领导者中间广为传颂，有口皆碑。

方毅同志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参加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无法继续升学了。然而，丰富的革命战争经历，锤炼了方毅同志的革命意志。他在监狱中学习并掌握了英语。他能够背诵（包括倒背）化学元素周期表。在担任科技战线的领导职务后，更以古稀之年刻苦学习研究科技新知识，特别在钒钛铁矿、有色金属等方面堪称专家。方毅同志是知与行统一的模范。知难行更难。方毅同志在我国三大共生矿（金川镍矿、攀枝花钒钛铁矿、包头稀土）利用方面，深入实际，身体力行，以科学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团结各方，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方毅同志不止一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早就想抓几个试点，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我国有三大共生矿。我要下力量抓一抓。只要我管这个工作，在有生之年活一天就要过问一天。”他多次去攀枝花、包头和金川实地调查。一次去包头参加综合开发会议，飞机遇雷雨不能按时起飞。为了不延误会期，他改乘火车，颠簸一夜到包头。一到驻地立即投入工作。方毅同志经常亲临生产现场考察。一次在金川，矿山领导考虑到地下五百多米的巷道坍塌，怕不安全，劝他就不要下了。方毅同志说“哪有抓矿山科技而不下矿井的道理呢？”谁又知道，他心脏不好，长期患有糖尿病和精神衰弱呢！方毅同志晚年连续八年下金川，总结推广了“联合攻关，大力合作，走科技先导型内涵式发展之路”的经验。在他的直接过问和推动下，我国三大共生矿在短短几年时间取得了显著成果和巨大的经济效益。金川科技人员深情地说：“镍都金川与方毅的名字是密不可分的，金川是方老晚年实践奋斗的生动写照，是一座矗立大漠的丰碑。”